陳真
18/03/01
剛剛花兩鎊在菜市場買到一本中文雜誌，彩色的。買它只是因為看到裏頭高行健講的一段話。他說，藝術就是不斷「自言自語」。這也是我向來的一個固定的「更正啟事」、一句「口頭禪」。我本來還以為高行健是抄襲我的一貫說法咧，高興了一下。也許，這不是我或他的「創見」，文人（或者應該說每一個「普通人」）都會有這樣的心態吧。
記者問高行健說：「你強調作家的自言自語，但是，藝術作品的影響力是要給人滿足感，你怎麼看待你的作品的影響力？」高行健回答說：「我不在乎什麼影響力，當你自言自語的時候，不會考慮什麼影響力，因為你只是在自言自語。創作是即興的，如果你要考慮那麼多身外事的話，是很難進行創作的。」
一個人，如果打算拿他的文字來「改革」社會或所謂「文以載道」，那真是不如改行去做廣告業務或做文宣工作，而不該拿筆寫什麼東西。一個人如果要寫些什麼東西，那就忘掉讀者吧！
讀者就像眼裏的沙，一點都不需要，除之而後快。一個人的世界，乾乾淨淨安安靜靜的，像清澈的溪流，多爽啊！一個人如果心裏老想著別人，他還能做些什麼像樣的事呢？他還能寫作、做研究、享受生命嗎？
跟高行健一樣，愛默生（Emerson）說他寫的，也不過是一些即興（whim）的東西。莫札特也說，寫曲就像把音符從腦海裏直接倒出來一樣。
如果沒有東西可倒，那就閉嘴，很簡單，不是嗎？！
可是，現代文明社會容得了你閉嘴嗎？！當然不行，沒有話也得找話講、沒有意見也得說得像真的有什麼話要宣佈似的。感覺就好像老是有人在強迫我們上作文課；老師們老是出那幾個不知所云的爛題目，逼我們得花許多痛苦的心思去猜對方到底是在說什麼，然後努力迎合那個框框和調調或無趣的枝枝節節。
愛默生說他希望他能寫得比「即興」好一點，但是，他實在不想花時間去「解釋」自己的想法。（I hope it is somewhat better than whim at last, but I cannot spend the day in explanation.）
我們能比「即興」有更好的演出嗎？當然沒有！腦袋如果空空的，如何能無中生有？！如果硬要寫，那就像作文課被迫寫出來的「作文」一樣，了無生機。哲學家Cavell也說，「即興」是我們的才華最好的一種演出。（The call of one's genius presents itself with no deeper authority than whim,）
這樣的演出，當然只能在「一個人的世界」裏進行，必須把「讀者」從心裏趕走，一個都不能留；更不該有什麼「社會改革」的歪念或什麼「使命感」的。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在寫「選舉文宣」或做「廣告」，也不是在參加「學術研討會」。
可是，現代人的閱讀能力實在太菜了，我們不但要拍電影，還得一邊忙著為這些笨觀眾寫「影評」，「解釋」自己的「電影」。好像什麼都要講講講，而且都要講得「跟真的一樣」才能理解似的。
可是，導演如果能用「講」的，何必拍「電影」？！他若有什麼想法就直接講就好了，不是嗎？！文人如果能把他的想法寫成三民主義式的「政見」，他何必寫個千萬字那麼辛苦？做個簡報或summary 或出一本「蔣公嘉言錄」不就好了？！
面對普遍的笨觀眾，如果你不想給自己惹麻煩或遭來無止盡的誤解，那最好是自己寫自己看，寫完就收著，免得不斷解釋解釋解釋，整天得自己「闡釋」自己的作品，無趣之至，而且越描越黑。
不要期待有什麼溝通，似乎永遠只能說「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那個意思」。
高行健還提到一句話，真是太感人了，他說，對於一個文人來講，「心中的自由是最重要的」。
可是，在現代文明社會，我們有多少這種「心中的自由」？我們能講多少真話？幾乎沒有。我們永遠得顧慮許多有的沒的，比如，你得顧慮一下別人的IQ 和品性和他所信奉的「三民主義」。
而且，你知道別人多麼容易生氣和「受傷害」。為了日子太平一點，為了大家都好過一點，我們往往得放棄自由，盡量放棄言論自由，把話講得白一點，講得像真的一樣，講得「溫馨」一點，講得「正確」一點，以求得「安全」和表面的「和諧」。要不然，大概只有離群索居一途。
我常想，一些政治人物或商人，每天社交應酬，他們不會痛苦嗎？
一群人聚在一起，比如說什麼研討會或名流菁英雅士式的聚會，討論這個、研究那個、講這那個理想、談那個抱負，「水準」都太高了，多麼無趣啊！人跟人，除了談自己那些最真實的生活之外，會有什麼話好「講」的呢？！
可是，誰會真的對「你家的事」有一絲興趣和感同身受呢？！不要說感同身受，連理解似乎都不可能。因為，能理解的事，一秒鐘就理解了，不能理解的事，千言萬語也不可能理解。
實在沒有一種動物像人這麼愛說話、愛聊天、愛社交、愛說教、愛說人長短、愛附庸風雅、愛婆婆媽媽地「談」什麼「意義」的。可是，這些東西有什麼好玩呢？尤其這個什麼碗糕e時代的，一想到，我就想吐。那一堆垃圾資訊真是我們想要的糧食嗎？那些呆滯無趣的什麼網站、電子報什麼的，真的有那麼有趣嗎？
人們真是越來越像電子雞了，大概是電子報看太多。不管你餵電子雞什麼食物，它都吃，而且也會長大，只是有點不真實而已。
其實，我們小的時候，根本不是像長大以後這樣活得如此不堪聞問。小時候，我們只顧著玩，「好玩」是一切是非的唯一標準，沒什麼好「講」的。我們主動去做這個做那個，全是為了好玩，稍微有點不好玩，我們就不玩了，從不委屈自己。
每個小孩，都是偉大的詩人，因為他流露出一種氣質：好玩至上；只有自己，沒有別人，唯「我」獨尊。
長大後，我們拼了命，卻只能維護那一丁點聊勝於無的自由和樂趣，他爸的究竟是什麼力量在干擾我們的生活？！是「文明」！這個社會越來越「文明」，也就越來越沒有人性。一個一個「人」統統不見了，每個人努力把「自己」抹掉，融入各種教條和文明規範和所謂「理性」之中，「共襄」某種變態無趣、冰冰涼涼的「文明盛舉」。
每天有許多人告訴我許許多多我來不及聽、來不及看的話，告訴我許許多多他們的想法、看法、意見、建議、策略、成就等等；但是，卻幾乎沒有一個人告訴我他「自己」的內心深處真正在想些什麼。
如果台灣社會算是靈魂瘋狂的話，那麼，這個更加「文明」的「先進」國家-英國-就是一個根本沒有靈魂的社會。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狗不像狗、小孩不像小孩，四處都是「機器」，精確地守著文明規矩，連狗都要把他訓練得一板一眼踢正步才肯罷休。
比方說，英國狗聽到有路人吹口哨挑逗他，絕不可轉頭去找聲音來源，萬一忍不住四處張望，那就完了，表示這隻狗「定力」太差，不夠「文明」，馬上要再送去訓練。若干時日後，可以連狗和一張合格證書一起領回。路上看到或聞到食物也絕不可駐足，非禮勿視，否則太丟主人的臉了。於是，狗也不像狗了，無趣得要命，好像只是批了狗皮的一個「文明人」躲在裏面似的。
放眼看去都是這樣的畫面：一個目光呆滯（乍看之下「炯炯有神」）、了無生趣（乍看之下神采飛揚）的人，背後有一隻同樣呆滯的「衰尾狗」隨行，亦步亦趨，步伐規律，就好像在送葬那樣。如果還一邊吹「古吹」，那就更像在「出山」了。
英國小孩也是，一個個都像大人，只是縮小尺寸而已，太早熟了，童年早早就結束。大人的眼神，大人的舉止，大人的品味，大人的穿著，大人的語言，大人的一切，無趣死了。他們穿戴整齊，踢著正步、目不斜視、風度扁扁地在街上走，一塵不染；女的就穿著高跟鞋、露背裝，濃粧豔抹、婀娜多姿或兩手抱胸或猛甩「秀髮」地招搖而過。
在台灣，不管有錢沒錢的小孩，除了少數太離譜的一些都會型「上流」社會家庭（尤其從小請家教來教英文或學各種「才藝」的）很不可愛之外，其他的，小孩就是小孩，都蠻好相處的。因為他們只是想玩，只要有趣就好，那真是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事了。他們自然知道分寸，因為，沒有分寸的事也就不好玩了。
他們也不會老是問你將來要做什麼，或論文寫什麼，或有哪些學經歷，或對什麼事情有什麼看法等等這些其實他們不是真正關心的事。
每天打開英國電視，真是虐待心靈，什麼都沒有，就是一直講講講講講，講個不停。我真是無法想像，怎麼會有一個國家，這麼喜歡講講講談談談學學學，真是活到老學到老。人活著，應該是活到老爽到老才對啊！什麼「新春特別節目」，黃金時段竟然是教你如何自己油漆，這也未免太「健康」了吧。
這個國家，真的是好像失去了靈魂似的；比較起來，還好台灣只是瘋了而已。
每回走在英國街上，經常會想：這地方除了缺乏食物之外，還缺少了生命。我總覺得好像走在什麼太空站上似的，周遭不但沒有生命，而且，「一切都在規劃之中、掌握之中」。至於每天食物，幾乎百分之九十九是經過人工處理包裝，就像真的住在太空站那種感覺。也許很快就會有那麼一天，連食物都不見了，改成吃各種高單位營養的藥丸。
人跟文明是勢不兩立的，就好像動物跟文明也勢不兩立一樣。Emir Kusturica 說：「我在這個地球上走過35個年頭，我明白了一件事，人跟魚一樣，屬於自然，不屬於文明。」
文明像個惡魔的詛咒，它越「進步」，「我」就越倒霉。因為，文明「進步」的代價，就是以「我」為祭品。沒有「我」，其實也沒有了一切；有了「我」，也就有了全世界。
我常想到尼采說的，這些軟趴趴、「我」被掏空的人，就像個「鐘錶」似地，你只要跟它上好發條，它就「準確地滴滴答答作響」。
最近看到有些「評論家」，比如「茉莉」，在＜當代＞寫「評論」，竟然要求高行健應該關懷社會，否則不配得獎之類，道德訓話一大堆。實在是蠻不可思議的。如果不是我自己親眼讀到，我真是無法相信。離譜也得有個底線，不是嗎？！這就好像批評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寫得「不夠典雅」，不夠格當科學家一樣。
任何作品沒辦法強迫每個人都喜歡，但是，批評、倒彈也得用個像樣的理由，這種批評，只是引人發笑，不是嗎？！創作就是創作，寫東西就是寫東西，跟什麼關懷社會有什麼關係？！
而且，就算不是談作品本身，一個人活著就好了，怎麼活是別人家的事，你管別人關不關懷社會？！
而且，沒有比忠於自己更「道德」的事了；社會也沒什麼好關懷的，不要老是想關懷它，就是對它最大的關懷。像杜斯妥也夫斯基說的，一個人除了獻上「自己」給這個世界，還能有什麼更偉大的禮物？！或者像愛默生說的，有什麼比「心靈的完整性」更神聖的事？（nothing is at last sacred but the integrity of your own mind.）
所以，我們不但不歡迎「讀者」，也沒有人該把自己當成一個「讀者」。有什麼好讀的呢？別人寫他的痛苦和爽，干「你」什麼事？！你自己沒有痛苦嗎？你自己不想爽一下嗎？尼采有一段話，許多人真該每天覆誦三遍，永保生活愉快。他說："Follow yourselves and you will find me; follow me and you will lose both me and yourselves."（意思是說：順從你自己，你自然會找到我；順從我，你會失去你和我。）
什麼影評文評哲評音樂評這個評那個評的，真是很怪異的事。你除了自己也創作之外，有什麼好評的？！別人不是在參加「寫作文」比賽啊！文字是會呼吸的，有血液循環的，你要怎麼評一個人的呼吸？如何評他的血流？看它流得美不美、好不好或對不對嗎？別人寫他的生命之歌，你除了對他以命相許、做為「回報」之外，有什麼好評的？
甚至有人連如何「造句」也要管、也要「評」。抄一段好了，要不然真是很難相信。比如說＜當代＞第162期曹長青寫的「皇帝的新衣：評＜靈山＞」。曹先生說高行健思想「淺薄」，而且文字功力也「非常糟糕」，連「造句」都造不好、「表達別扭」（是「彆」扭吧？！），說他造出一堆「病句」、「不通的詞句」。
比方說，高行健寫著：「她說她去看她姑媽」，曹先生就幫他「改正」為「她說去看姑媽」，說他寫了贅字。
比方說，高寫著：「我儘管疲勞不堪，無法入睡」，曹又「改正」為「我儘管疲勞不堪，但卻無法入睡。」
比方說，高寫著：「裝滿木材的卡車連連掀著高音喇叭」，曹更不滿了，說喇叭「要怎麼個掀法？」
非常好笑，舉不完。曹先生似乎還真的去「數」，最後結論說：高行健的「靈山」中的「語病、不通的詞句和錯別字等等有上百處，而標點符號使用的錯誤就更多得沒法提了，由於篇幅所限，無法在此列舉。」
很好笑吧？！題外話。
總之，我們既不該要求任何人關心社會，也不該期待一個文人（或者說一個「普通人」）跟政客一樣口才便給、通情達理。一個文人看起來靜靜的、鈍鈍的、怪怪的，像個土蛋，像個啞巴，像個自閉症小朋友，像個冷血動物，都應該是很正常的事。難道我們期待他當場口若懸河、像耍猴戲一樣地「表演」他的痛苦或快樂給你看。
抄一段齊克果的話（ <Either/Or> 第一頁），真是說到我的心坎裏，寫得太好，我不「翻譯」了：
What is a poet? An unhappy person who conceals deep torments in his hearts but whose lips are so formed that as sighs and cries pass over them they sound like beautiful music. His fate is like that of those unfortunates who in Philaris's bronze bull were slowly tortured over a slow fire; their screams could not reach the tyrant*s ears to terrify him; to him they sounded like sweet music. And people crowd around the poet and say to him: "Sing again at once"-which is so much to say, May new sufferings torture thy soul, and may thy lips continued to be formed as before, because thy scream would only alarm us, but the music is charming. And the reviewers step up and say, "That is just right, so it must be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aesthetics." Well, of course a reviewer resembles a poet to a hair, except that he has no torments in his heart, so the music on his lips. I tell you that I would rather be a swineherd upon the flats of Amager and be understood by swine than be a poet and be misunderstood by people.
一個正常人，活在這樣一個俗不可耐的文明社會，真是很辛苦。一堆沒水準的觀眾嘰哩喳啦，教忠教孝、教禮貌教規矩教青年守則教國民生活須知教三民主義，什麼都要講得跟真的一樣。好像永遠分不清「青年守則」和「詩」有什麼不同似的。
青年守則是屬於大家的、屬於文明、屬於社會的；詩不是、文學不是，感情不是、喜好不是，樂趣不是，音樂不是，悲傷不是，哲學也不是，這些統統只忠於「我」自己。
可是，這個粗暴可鄙、整天對「我」上下其手的黑暗時代，老是想強迫我們在甫出生、看到子宮口的第一道光線的那一剎那，就把「我」當成祭品, 供奉給各種「三民主義」和「青年守則」。
俄國流亡作家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在198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這麼一大段演說詞，抄幾段如下：（底下大意式的「翻譯」當然不是翻譯，是被我竄改、增減過的，請讀者不要寫信來跟我「吵」說哪一句翻對翻錯。）
If art teaches anything (to the artist,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the privatenes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s well as the most literal form of private enterprise, it fosters in a man, knowingly or unwittingly, a sense of his uniqueness, of individuality, of separateness--thus turning him from a social animal into an autonomous "I". Lots of things can be shared: a bed, a piece of bread, convictions, a mistress, but not a poem by, say, Rainer Maria Rilke. A work of art, of literature especially, and a poem in particular, addresses a man tete-a-tete, entering with him into direct--free of any go-betweens--relations.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art in general, literature especially, and poetry in particular, is not exactly favored by the champions of the common good, masters of the masses, heralds of historical necessity. For there, where art has stepped, where a poem has been read, they discover, in place of the anticipated consent and unanimity, indifference and polyphony; in place of the resolve to act, inattention and fastidiousness. In other words, into the little zeros with which the champions of the common good and the rulers of the masses tend to operate, art introduces a "period, period, comma, and a minus", transforming each zero into a tiny human, albeit not always pretty, face.
大意是：藝術如果教了我們什麼，那就是人類的一種「私人性」。做為一種最古老的私人事業，藝術在一個人身上，有意無意地培養起一種獨特性和分離性，讓他從一種「社會動物」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我」。許多東西可以分享，但不會是一首詩。文學就像是一種私人談話，把對方帶入一個沒有第三者當電燈泡的一對一關係。
正是出於這樣的理由，文學也不會受到那些為公義奮鬥的鬥士、青年導師或者歷史預言家的歡迎。在一個藝術涉足，詩歌被朗誦的地方，這些大壞蛋們發現，「漠然」和「七嘴八舌」取代了「填鴨」和「異口同聲」；「粗心大意」和「吹毛求疵」，取代了行動的「決志」。也就是說，在那些正義鬥士和青年導師喜歡上下其手的地方，藝術引進了一堆@#%&!#$%^，把這些小小的我我我，轉換成一張張小小的、雖然不見得漂亮的臉。
The great Baratynsky, speaking of his Muse, characterized her as possessing an "uncommon visage". It's in acquiring this "uncommon visage" that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 seems to lie, since for this uncommonness we are, as it were, prepared genetically. Regardless of whether one is a writer or a reader, one's task consists first of all in mastering a life that is one's own, not imposed or prescribed from without, no matter how noble its appearance may be. For each of us is issued but one life, and we know full well how it all ends. It would be regrettable to squander this one chance on someone else's appearance, someone else's experience, on a tautology--regrettable all the more because the heralds of historical necessity, at whose urging a man may be prepared to agree to this tautology, will not go to the grave with him or give him so much as a thank-you.
大意是說：詩神「謬斯」擁有不尋常的容貌。這樣的一個不尋常的容貌，似乎意味著人類的生存意義彷彿也天生各有一番特色。每一個人應該有權力操控他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被一些儘管很偉大的事所強迫，因為每個人都只有一個生命，我們知道該怎麼活，生命該怎麼結束。如果把自己的生命和別人的混在一起浪費掉，是他媽的很糟糕的事。
On the whole, every new aesthetic reality makes man's ethical reality more precise. For aesthetics is the mother of ethics; The categories of "good" and "bad" are, first and foremost, aesthetic ones, at least etymologically preceding the categories of "good" and "evil". If in ethics not "all is permitted",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not "all is permitted" in aesthetics, because the number of colors in the spectrum is limited.
大意是說：每一種美學體驗，都能使一個人的道德感更加明確。美學是道德的媽媽；好和壞這些道德字眼就是由美學而來。如果在道德上不是什麼都可以，在美學上當然也一樣，因為色彩的系列、組合是有限的。
Aesthetic choice is a highly individual matter,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is always a private one. Every new aesthetic reality makes one's experience even more private; and this kind of privacy, assuming at times the guise of literary (or some other) taste, can in itself turn out to be, if not as guarantee, then a form of defense against enslavement. For a man with taste, particularly literary taste, is less susceptible to the refrains and the rhythmical incantations peculiar toany version of political demagogy. The point is not so much that virtue does not constitute a guarantee for producing a masterpiece, as that evil, especially political evil, is always a bad stylist. The moresubstantial an individual's aesthetic experience is, the sounder his taste, the sharper his moral focus, the freer--though not necessarily the happier--he is.
大意是：事關美學的選擇，根本就是我家的事，美學的經驗更是我的隱私。每一種真實的美學體驗，因為都是「我我我」做為主詞，所以，它也使得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狀況更為獨特、隱密。除了「我」之外，別人無法插嘴，不能在那邊對著「我」ggyy。這種隱私性，往往以一種美學的品味出現；它既是以我我我為最高價值，當然也就足以對抗奴役和壓迫。
這樣的一種我我我的人，較不容易被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所洗腦、壓制，也不容易被政治語言所煽動。這並不是說美德無法構成詩，而只是說政治上那些妖言，不是詩，而是文宣。一個人的美學經驗越豐富，他的美學品味也就越深刻，他的道德關切也會越有焦點，或許也會越自由快樂。
What's wrong with discourses about the obvious is that they corrupt consciousness with their easiness, with the quickness with which they provide one with moral comfort, with the sensation of being right. Herein lies their temptation, similar in its nature to the temptation of a social reformer who begets this evil.
大意是：種種或溫馨或激烈的「三民主義」、「青年守則」之能妖言惑眾、敗壞良知，是因為它們有一種不必經大腦、理所當然的反智「味道」，這迅速提供我們一種「道德的安非他命」，讓我們吸了之後茫酥酥，很爽，以為自己是愛心天使，以為自己是正義化身，動不動就要「以天下為己任」，動不動就要叫大家「把愛找回來」。社會改革者和他所要改革的對象沒什麼兩樣，半斤八兩，都招來了邪靈附身。
The one who writes a poem writes it above all because verse writing is an extraordinary accelerator of conscience, of thinking, of comprehending the universe. Having experienced this acceleration once, one is no longer capable of abandoning the chance to repeat this experience; one falls into dependency on this process, the way others fall into dependency on drugs or on alcohol. One who finds himself in this sort of dependency on language is, I guess, what they call a poet.
寫作是一種良心的加速器，像踩了油門一樣，幫我們思考和理解這個世界。一旦體驗到這種快感，我們就像藥物上癮一樣，對文字產生依賴，我把這種人叫做詩人。
太多了，不抄了。抄它當然不表示我完全同意。
有些話，本來就懂的人，不必講解就會懂；有些話，不懂的人，大概永遠也不可能懂，講再多也沒用。因為，這些話不是新聞稿，不是文宣，不是科學句子，而是「詩」。詩，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它只寫給自己和那些跟自己同一國的人看。
這個世界，邏輯不是老大，也不是由經驗組成，概念分析也分析不了什麼碗糕，有個地方，是個神秘的管制區，只有詩人才進得去。在那裏，沒有社交，也沒有研討會；沒有定義，也沒有標準；沒有口號，也沒有標語；更沒有黨中央和警備總部；諸法皆空，凡事皆行。
我們不知道誰是藝術家，但我們卻知道誰不是。很簡單，那些想當藝術家或愉快地當「藝術家」或想「文以載道」的人，絕不會是藝術家，至少不會是一個好的藝術家。
好比說，一個「作家」如果不時「呼籲」社會大眾，不時參加各種座談、忙著演講和社交，喜歡「分析」自己的「作品」，而且總是「分析」得頭頭是道、津津有味，這樣的作家，其實應該立刻移送法辦、強迫改行才對，因為，他正在做最不適合他做的事。
詩人不一定拿筆，拿槍拿鋤頭都可以；它也不是一種行業，名片上無法印頭銜，身份證上沒登記，外表上也看不出來；他不一定光明燦爛，偷搶拐騙強盜擄掠前科累累為虎作倀都沒關係。他文不載道，只載自己；他既不敗德，也不道德；沒有思想就是他的思想，沒有主張就是他的主張；一切都恰如其份，而無可取代。他既不在天，也不在地，他飄浮在這兩者之間而無家可歸。
許多事純粹是命運，而且是一種噩運，它無法被「立志」，想逃也逃不開；不可能有人會立志奔向噩運，就好像不會有人立志要瘋狂一樣，也不該有人立志要當詩人或當藝術家，立這樣的「志」真是太沒「水準」了。
命運既然無法避免，那麼，最好是不要出生，可是，既然都出生了怎麼辦？！那麼，就希望能趕快死吧。-兩千五百年前，一位古希臘劇作家這麼說。(Not to be born is the most to be desired; but having seen the light, the next best is to die as soon as possible.-Sophocles：<Oedipus at Colonus>)
故事好像是這樣，一個國王Midas在森林裏逮到敵人，是一個智者，叫做Silenus。國王很爽，對他一番刑求逼供，要他招供世界上最棒的事。Silenus不肯說，國王就加重虐待，終於，智者冷笑幾聲，他說話了，他說：
Oh, wretched ephemeral race, children of chance and misery, why do you compel me to tell you what it would be most expedient for you not to hear? What is best of all is utterly beyond your reach: not to be born, not to be, to be nothing. But the second best for you is-to die soon.
意思是說：可悲的蜉蝣人生，那偶然和悲劇下的產物啊！你他媽的何必逼我呢？那世界上最棒的事，是你根本得不到的。那就是：你最好從來都沒有出生。不過，還有第二棒的選擇，那就是趕快去死吧。
這個悲傷的希臘神話，沒有帶給我更多悲傷，卻帶給我更多活著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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